从经济大国到经济强国的中国机遇
今后五到十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转折期、过渡期、机遇期。作为“十二五”的开局之年，2011年中国经济走势不仅在国内广受关注，国外智库研究中国经济的专家学者亦给予高度重视。年前，本刊驻外记者采访了美国、欧盟、法国、日本等海外知名智库学者，看他们是如何观察和研判中国经济的走势和前景的。
在多位受访专家看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2010年欧洲爆发主权债务危机，使世界经济雪上加霜，在传统发达经济体经济复苏步履蹒跚之际，中国在一揽子计划的刺激下，经受住了金融危机的考验，依然取得了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
中国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重要力量
美国知名咨询公司经济展望集团首席全球经济师伯纳德·鲍莫尔在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说，中国之所以在应对金融危机中表现出色，主要是因为，中国延续了指令性经济的某些优势，在宏观调控方面比较积极主动，政策制定速度很快，执行坚决有力，从而把握住了时机。
同时，与美国存在差异的金融体系使中国避免了某些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影响，比如，在房地产金融领域，中国就没有出现类似美国的次级贷款问题。
兰德公司高级经济顾问查尔斯·沃尔夫评价，中国在应对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过程中，不仅成功地保持了较高的经济增速，而且维持了过去二十年来的财富增长趋势。他说，“中国在两年前取代日本成为美国国债最大持有国，虽然目前中国购买美国政府债券的量有所减少，但是在贸易盈余之外实现了证券账户的投资盈余。”
与此同时，他说，中国在国际并购市场迅速跃升为一个较为活跃的角色，并且从比较简单的出资入股或购买股权，逐渐转向在美洲、欧洲、澳洲、亚洲乃至非洲直接购买整个公司，这将有助于中国企业开拓国际市场，有助于中国经济融入全球经济体系。”
与美国同行一样，接受本刊采访的法国学者也表示，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为世界经济好转和走出危机作出了很大贡献。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首席经济学家皮埃尔·卡洛·帕多安说，世界应感谢中国政府快速对美国次贷危机作出反应，及时实施巨额经济刺激计划，为世界经济复苏带来了积极影响。
他预测，未来几年，中国会更加强大，并且，“中国这样一个增长中的大型经济体，对世界经济而言是一个好消息。”
法国媒体普遍认为，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对于中国经济近年来所取得的成就，很多日方人士特别是经济界人士的心态也发生了很大变化。
受访日本学者认为，在日本国内市场有限，产业发展急需出路的情况下，“中国机会”对日本财界确实具有巨大诱惑力，很多日本企业从过去的对华猜测、疑虑，到今天主动或“被迫”地积极投身于对华经贸往来，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良好，具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同时，他们将中国居民收入增长和产业升级尤其是“软件”升级视为重大商机。
当然，在自身经济发展的同时，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一系列的动作也颇受好评，尤其是对深陷债务危机的欧洲经济的“力挺”。2009年初，温家宝总理踏上对欧洲的“信心之旅”，给当时处于金融危机中的国家“打气”，被《纽约时报》《金融时报》等主流媒体誉为“欧洲寒冬中唯一的亮点”。
2010年10月，温家宝再次来到欧洲，并访问了处于债务危机“风暴眼”的希腊，承诺将以积极姿态参与希腊新发行国债的认购。同年11月，胡锦涛访问葡萄牙，表示愿意采取切实措施，帮助葡萄牙应对金融危机。
在不久前结束的第三次中欧经贸高层对话中，王岐山副总理再次表示，支持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采取的一揽子金融稳定措施，并以实际行动帮助欧盟一些国家应对债务危机。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多米尼克·斯特劳斯-卡恩评价说：“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一个重要力量，也愿意进行国际合作，是稳定世界经济的重要因素。”
强势增长中的隐忧
在称赞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以及为世界经济作出巨大贡献的同时，受访专家也指出，中国经济存在不平衡不协调等问题，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经济现在的问题是：高速增长还能持续多长时间?”帕多安说，“中国经济发展不可能总是依靠公共投资建设来拉动。中国需要再平衡需求，需要进一步刺激居民消费需求。”
在经合组织主任研究员、中国与印度问题专家理查德·赫德看来，中国经济在国际上的巨大影响力来自于庞大的人口，而不是科技水平和人民收入水平，中国内需增长很大程度上是城镇化进程所带动的巨大基础设施建设和家庭消费需求。
目前，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不过，从人均收入看，中国在世界范围内仍处在中等偏下水平，农村人口多数还处于自给自足状态;从产业层次看，中国多数生产企业从事劳动密集型产业，在世界工业生产分工中仍处在合同分包再出口
因此，法国经济学家迪亚娜·奥什海什说，中国仍是转型中的发展中国家，在很多方面尚需努力，尤其是技术创新领域。在她看来，中国希望通过对外开放的捷径来提升能力和掌控技术不一定能达到目的，因为跨国公司处处设防，极力保护核心技术和机密。
奥什海什认为，创新是文化积淀的结果，是几代人努力的结果，中国还不具备成为“世界新兴实验室的条件”。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亚太部主任阿诺普·辛格则提醒，2011年，与世界同步，中国经济也面临下行风险。他分析，全球复苏如果放缓，将影响到对亚洲的需求。中国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出口，如果美欧等发达经济体需求疲弱，对中国并不是好消息。再有，发达经济体的金融危机外溢影响，有可能会从欧美传导到亚洲等新兴经济体的银行系统。
关于中国经济面临的挑战，辛格认为，中国正在从前期的刺激型财政和货币政策转向正常的宏观经济政策，在这一过程中，会产生新问题。
辛格不同意目前一些经济学家所说“中国经济已经过热”的观点，他提醒说，通货膨胀的确是一大挑战。不过，在中国政府的一系列政策控制下，目前食品价格上涨应当不会传导到其他领域。
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经济问题专家史剑道也认为，2011年，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不是通货膨胀，而是在不对银行系统造成进一步损害的情况下，使就业创造保持在高水平。他认为，如果银行变得过于脆弱，整个经济就会停滞。1991年，日本曾经发生类似危机，2008年，美国也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这一问题，中国现在面临同样的风险。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同时提醒，要注意到国际资本流入的影响。短期来看，这会继续对中国的宏观经济管理能力构成挑战，对金融部门造成潜在风险。
为经济转型创造条件
多位受访专家指出，今后五到十年是中国在世界舞台上角色的转折期、过渡期、机遇期，但中国能否抓住这一重大机遇，从经济大国变为经济强国，进一步提升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关键在于如何适应国际环境，如何解决好国内的问题，如何主动调整和顺应历史发展潮流走出一条绿色、低碳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如何抓住发展机遇，实现产业结构升级，中国资本市场如何确立转型和跨越路径，这些都是中国目前需要深入思考的问题。
伯纳德·鲍莫尔表示，中国不必过于关注经济增长速度，他预测，中国经济增速将逐步减缓，但是，中国政府不必对经济增长的适当减速产生恐惧。
伯纳德·鲍莫尔指出，从经济周期的正常循环来讲，经济增长减速甚至衰退犹如自然界的冬季，有助于促进微观商业实体的优胜劣汰，有助于修正宏观经济政策，因此不应该不计代价地加以回避，否则会把风险累积到未来某一时间集中爆发，“使得若干年后的某个经济寒冬可能冷得令人难以忍受。”
鲍莫尔指出，中国整体上的经济发展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需要在经济转型和市场开放以及配套性的社会改革方面取得新的突破。
对于经济转型，国际金融协会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菲利普·萨特尔说，中国既要借鉴日本经验又要吸取其教训。日本在上世纪60-80年代，成为增长迅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但他认为，由于时间拖延太久，日本在高速增长后的转型做得并不成功。
因此，萨特尔建议，中国需要尽早行动，推动消费增长和面向国内的投资，实现经济转型。
受访专家还指出，经济转型还需要一系列配套性的社会改革，美国企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菲利普·利维认为，这些配套性改革包括构建社会安全网，通过要求提高企业利润分配比例来增加家庭收入，通过改革金融系统来提供更大的公众投资回报，同时使企业只需承担合理、真实的融资成本。其中，建立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是多位受访专家的共识，他们认为，中国只有建立更加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让中国居民减少处于医疗和养老保障动机的家庭储蓄，才能有效刺激国内消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