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停摆”三年多的绿色GDP，有望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面目，重回公众视野。南方周末记者获悉，历时一年半设计、论证的《中国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已进入各部门会签阶段，等待上报国务院批准。
从指标的具体设置上看，不仅有当期消耗、排放指标，还有资源存量指标、环境指标和生态质量指标。此外，由于内容全面，范围较广，这一指标体系还包括即将进入“十二五”规划的新约束性指标。
作为一套完整的指标体系，由发改委等综合部门发布，可以避免不同部门各自表述所带来的片面性和信息不一致。”绿色GDP课题组的核心成员、中国人民大学统计学院教授高敏雪说。
新指标体系开始实施后，除应对气候变化的相关指标要对应国际气候谈判进程，其他三大类指标计划每年发布一次。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发展证明，其迫切需要一套能够覆盖资源环境的统计指标体系，以反映资源环境状况及其与经济的关系，然而试图以一记红字标识传统GDP中资源环境代价的努力，最终没能突破由核算方法和地方政绩观设置的双重障碍。“可持续发展需要一整套度量体系，在当前绿色GDP不可行的情况下，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可以为宏观决策提供支撑，反映国内行动。”上述官员评价说。
虽然该项制度无意清算——清算传统GDP减去环境污染和生态退化的经济代价后所剩几何，然而制度的设计者相信，由于此次纳入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都是当前可以测算、统计并提供数据的指标，这使得整个指标体系的可操作性得以保证。
命运多舛
早在两年前，决策层就在考虑绿色GDP的出路。2008年8月奥运期间，一场由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主持的会议在中南海悄然进行。来自国家发改委、统计局、环保部、水利部等十几个部门的官员为命运多舛的绿色GDP寻找出路。
发布于2006年的《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是中国第一份也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份被公布的绿色GDP核算报告。彼时，占据了中国GDP超过3％的环境污染损失，敲醒了盲目GDP崇拜的警钟。
接下来的两年内，绿色GDP课题组的成员们初步核算出了森林、水等资源的初步结果。环保部环境规划院研究员、绿色GDP课题组成员於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针对环境污染损失的核算，当时已经推进到了2008年度。至于何时能再见核算研究报告，却没有人能知道。
正如一位接近国家统计局的人士所说的，被视作过分激进和理想主义的绿色GDP核算，“昙花一现之后就偃旗息鼓了”。
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迟迟不能公布，其间有多种原因。其中方法论上的裹足不前，主要源自将经济和资源环境的关系用货币化方式进行综合核算时存在诸多问题。“资源环境如何货币价值化？很多时候还难以做到客观度量，必须在一定的假设下给出带有主观性的结果。”高敏雪解释说。
这意味着，带有一定主观性的核算结果，虽然有意义，但还没法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的常规指标来使用。
环境保护基金的经济学家Gernot Wagner曾有一个形象的比喻：GDP衡量的是市场交易，它并不包括你享受闲暇时光的价值，你在家看孩子的价值，更无从反映你窗外那棵大树制造氧气的价值。
曾登上“2006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领奖台的高敏雪，习惯在措辞上使用更为全面的“绿色国民经济核算”，而非俗称的“绿色GDP”一词。
以环境污染核算为例，在其看来，如果能够将全部污染治理成本、污染损失计算出来，并从GDP中扣除，是更理想的核算目标。但更容易实现的，则是将各个经济部门污染物排放指标与该部门的经济产出指标并列起来，计算单位经济产出的污染排放强度，这些同样属于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的内容。“如果不具备相关条件，你可以不计算绿色GDP，而是采用这些具有实物性质的指标。”高敏雪说。她还追加了一句，即使可以计算出绿色GDP，同样需要这些具有明确意义的实物指标。
约束力欠缺
显然，不管是决策层，还是研究者都将目光投向了相对更容易实现的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在绿色GDP受阻后，高敏雪和其他几位成员又投入到了新指标体系的研究开发中。
然而，制度设计者同样清楚：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的缺陷显而易见。指标体系要保证可操作性，采取了以实物量为主的设计思路，当前纳入体系的指标主要来自已有的基础数据，而价值量的指标相对较少，需要完善和补充更多相关指标。
简单来说，绿色GDP的目标是用价格来衡量环境污染和生态损失，而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则只是表现大气、水、森林等资源的总体数量，而避免为其定价。
“尽管能够从不同的角度反映当前的资源环境状况，并以此显示发展的可持续性，但作为一个指标体系，资源环境统计指标体系本身并不是可持续发展的评价指标。”高敏雪说。
更大的欠缺则来自新指标体系对地方经济发展行为约束力的匮乏。在绿色GDP公布“难产”之后，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马军曾担心无以扭转地方畸形追求GDP的政绩观。同样，用以替代绿色GDP的资源统计指标体系在“约束地方行为”上，可能会遭遇同样的境遇，如要发挥作用，还需要进一步的政策配套和制度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