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1日起，全国将在七大类28种公共场所全面实行禁烟令。但据各地多家媒体的走访，效果明显不佳。
    多年来，中国烟草一直保持着七个“世界第一”：烟叶种植面积第一；烟叶收购量第一；卷烟产量第一；卷烟消费量第一；吸烟人数第一；烟草利税第一；死于吸烟相关疾病人数第一。公共场所禁烟的口号喊了很多年，效果却并不明显，这些第一的客观存在，不仅是主张禁烟者对现状颇有微词的原因，同时更是他们质疑禁烟不力源于烟草财政的依据。卫生部此番重申禁令，前景依然不容乐观。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要求，自2011年1月起，中国应当在所有室内公共场所完全禁止吸烟。2011年，是中国签署《烟草控制框架公约》的五周年，作为该公约的缔约方，我国曾承诺在公共场所内完全禁烟，这恐怕正是卫生部此次重修禁令的主要原因。此次禁烟划定的室内公共场所禁烟范围，依旧沿用了1987年4月提出的七大类概念，乃至于早已从公众视野中消失的“车马店”赫然在列，从这样一个细节不难看出，此次重修禁令似乎带有“交作业”的嫌疑；或者说，在修订《公共场所卫生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的过程中，缺少最起码的严谨和细致。
    时至今日，在不少饭店、网吧等公共场所的墙上，都能看到醒目的禁止吸烟警示牌，但也仅仅是一个警示牌而已。公共场所禁烟之所以屡次失败，原因其实很简单，公众也都心知肚明——谁会把没有监督和罚则的禁令当回事呢？类似的尴尬不胜枚举，不是公共场所禁烟本身有多难，而是禁令的先天性缺陷注定其只能无功而返。仅从这一点来看，修订后的禁令有所完善——其强化了公共场所经营者的责任、加重了处罚力度。表面看来，如此“县官不如现管”应该行之有效，实际上却遭到多数所谓“公共场所管理者”或明或暗的抵触，此中尴尬发人深省。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公共场所禁烟是一项公共事业，然而，具体到每一个“公共场所管理者”头上的罚则，毫无疑问是把这项公共事业“承包”给了个人，他们是否能承担此重任？有饭店经营者诉苦说“不愿意因此得罪顾客”，这话显然并不为过，经营公共场所的人虽然是“管理者”，但更是一个“经营者”，谁愿意拿自己的切身利益作为代价？至于要求其“配备专（兼）职人员对吸烟者进行劝阻”，这样的要求未免有些过于苛刻——谁来承担因此产生的各种开支，作为私营业主，有什么原因要求他们为公共事业支付额外的开销？对于公共场所禁烟这样庞大的公共议题而言，岂能是如此简单拆分给“公共场所管理者”就可以解决？基于此，明确“公共场所管理者”因过失承担的责任确有必要，但以此为由强加给他们额外的义务则值得商榷。
    相比起这种分片包干式“自纠自查”，北京市的做法无疑更具实际可操作性：北京市卫生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今起执行的禁烟新政，将协调卫生监督、工商等多部门，通过日常监督、重点检查、专项执法监督等方式，提高公共场所禁止吸烟的执法效果，其中卫生监督部门是执法主体；与此同时，已确定一个法规预案研究项目——北京市控制吸烟条例。对于公共场所禁烟而言，“公共场所管理者”显然不足以扮演执法者身份，即使是行政职能部门，一样要得到法律的授权——这正是北京市计划出台地方性法规的关键所在。反观禁烟令的多次失败，最大障碍在于缺少一部全国性法律——卫生部多次修订重申的，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部门规章。当不少人心急如焚地指出，禁烟不力源于执法不到位的时候，真正发人深省的问题是——对于这个不是法的禁令，到底由谁用什么来“执”？
    实际上，《烟草控制框架公约》中明确规定，所有缔约国都应该在一定时期内，在所有的公共场所保证全面禁烟，并建立相应的法规。作为缔约国，中国再次强调公共场所禁烟的态度无疑是积极的，但表态之外的实际工作还有很多，迫在眉睫的就是，作为这项事业必不可少的配套设施，禁烟立法有必要尽快提上议事日程——北京等地的地方性法规只是权宜之计，即使如此，也并非全国各地都能做到，失去了法律的支撑，那些地区的禁烟工作到底如何保障？如果缺少了这样的核心内容，无论禁烟令的措辞何等严厉，都注定只能意味着展示一种姿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