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中共十八大报告首次单篇论述生态文明，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体布局，体现了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自觉性不断增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
一、迎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
生态文明建设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理性选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依据是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总布局是以生态文明建设牵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因此，从总依据、总布局、总任务这“三总”的角度来看，极大地提高了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当前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范畴，我国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国际地位没有变，这是对我国国情所作的总体性、根本性判断，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要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出发，生态文明建设也要从这个实际出发；从以往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总体布局，到目前拓展成为“五位一体”，把生态文明建设提升到更高的战略层面，凸显其重要的地位，生态文明建设是前提，没有它，其他建设就会失去自然载体和生态环境；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总任务之中，如果没有生态文明建设，不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我们就会陷入生存和发展的危机，已有的发展成果也必定会化为泡影，现代化和民族复兴的目标也将无法实现。
中共十八大对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形势分析是科学的，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近些年来的确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依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发展面临着越来越突出的资源环境制约，人民群众对良好生态环境的要求越来越迫切，生态环境、资源能源状况不容乐观。
1、资源能源难以支撑。我国的资源总量和人均资源都严重不足，而资源消耗的增长速度却十分惊人。在资源总量方面，我国石油储量仅占世界1.8%，天然气占0.7%，铁矿石不足9%，铜矿不足5%，铝土矿不足2%。在人均资源量方面，我国人均45种主要矿产资源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2，人均耕地、草地资源为1/3，人均水资源为1/4，人均森林资源为1/5，人均石油占有量仅为1/10。我国的国内资源已难以支撑传统工业的持续增长，现实的状况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经济增长中环境代价太大的问题。
2、生态环境难以承受。当前，我国所面临的环境形势十分严峻。现有荒漠化土地面积已占国土总面积的27.9%，而且每年仍在增加1万多平方公里；我国七大江河水系，劣五类水质占27%，75%的湖泊出现不同程度的富营养化；我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2012年上半年环保重点城市空气污染物监测中，有近三成的城市空气质量劣于国家二级标准；全国酸雨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12.6％，人民身体健康受到一定损害。我国的生态环境已临近阈值，难以支撑当前的高污染、高消耗、低效益生产方式的扩张。
3、国家竞争力难以提升。从目前情况看，我国仍处在“成本优势”为主的阶段，必须加强原始自主创新，尽快向“技术优势”和“品牌优势”过渡。若不如此，我们的“打工经济”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大量能源和造成的环境污染等过度的生态透支，与所获得利润相比将得不偿失。特别是我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国际上各式各样严格的法规和标准接踵而来，资源环境因素在国际贸易中的作用日益突显，形成了事实上的贸易壁垒，这种“绿色壁垒”成为我国扩大出口面临最多也是最难突破的问题。
4、国家安全难以保障。目前，我国对外技术依存度高达50%，美国、日本仅为5%左右；我国的设备投资有60%以上要靠进口。更何况涉及战略需求的核心技术，就是花再多的钱别人也不会卖给我们。同时，我国重要资源对外依存度也不断上升。目前我国先进技术和主要资源的对外依赖度已经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国家的能源安全、经济安全受到严重的威胁。
生态文明要求我们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实现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但目前，我国要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尚面临着不少障碍，具有一定难度，这里既涉及到体制机制方面的原因，更与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所处的国情有关。我国目前所处阶段的诸多特点，不允许我们走发达国家过去的老路，必须探索中国特色发展之路。
其一，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国际产业分工加快重组，国际产业结构不断调整，我国由于经济整体素质不高，在国际产业链中，处于不利的分工地位。我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与竞争中，缺乏自主知识产权，缺少世界知名品牌，出口商品中贴牌产品居多，不得不依靠廉价劳动力比较优势换来微薄的利润，成为低端产品的“世界工厂”，承受随之而来的资源、环境代价。
其二，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特点是“重化工业”加速发展，导致资源能源消费增加。先期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如英国、美国、日本大都走过一条大量消耗资源能源、先污染后治理的路子。前车之鉴，我国已实行新型工业化政策，要走出一条有别于先期工业化国家的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的社会主义新路。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重视重化工业的层次提升和节能减排的结构调整与技术进步，避免少数地方盲目发展和引进重化工业中的高能耗、高污染项目，造成资源能源的双重压力。
其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要求工业化与城镇化同时并举。西方发达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工业化与城镇化之间是有一段间隔的。但我们根据中国国情，需要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不可偏废。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如果不提高科技含量，调整产业结构，势必导致资源能源消费量迅速增长，同时城镇化进程加快，城市人口增加，基础设施规模加大，人均生活能源消费量较快增长，加之生活模式明显改变，消费结构不断提升，以住房和汽车消费为标志的能源消费升级，是导致能源消费强度上升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四，政府职能的改革与市场经济的完善。如何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减少环境污染既是政府的职能，也是市场经济完善的表征之一，应避免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并存的现象。我们过去实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能够有力地解决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随着计划经济色彩的逐渐淡化，政府职能的转变成为改革中的重要问题，要努力建设服务型、法治型、廉政型政府。同时，不能过于迷信市场，市场并非万能的，它对自动配置资源、合理利用能源的调节是有限的，因此，必须要对市场经济加以引导和完善。
因此，要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任务仍然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会一帆风顺，但这条道路的方向是正确的，必须要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中共十八大第一次提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概念，这是将生态文明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特定高度，要求我们更加自觉地珍爱自然，更加积极地保护生态，努力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新时代。为此，必须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发展道路。这条道路的实质就是要实现“低投入、低消耗、低排放、可循环、高效益、可持续”的发展。要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加大节能减排、环境保护、提高能效力度，加强传统产业的改造和提升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当前，需要着重抓好四个基本任务：一是优化国土空间开发格局，加快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这是解决我国国土空间开发中存在问题的根本途径，也是当前生态文明建设的紧迫任务。二是全面促进资源节约。坚持把节约放在优先地位，通过多种手段切实节约能源资源，同时加强对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三是加大自然生态系统和环境保护力度。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增强生态产品生产能力，强化水、大气、土壤等污染防治。四是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创新管理体制机制，税收、生态补偿、绿色贸易等政策，加强环境保护的立法与执法，建立科学的政绩考核体系和干部考核标准。
建设生态文明，进入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光靠科学技术、经济手段是不够的，还必须提升对生态文明理念的觉悟，改变人对自然、对生态的认识。
二、人与自然关系的反思
生态文明建设关键是要处理好人与自然、人与生态的关系。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研究，一直以来都是人类安身立命的重要命题。人类在处理与自然的关系上，经历了三个阶段：崇拜自然、征服自然和协调自然，标志着人类对自然界认识不断深化，人类的文化积淀不断增加，以及人类素质的提高和人生境界的升华。
崇拜自然。在人类社会的早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原始人群在生产中软弱乏力，因而，同自然界之间的关系是十分狭隘的。他们看到有些自然现象给人们带来意外的享受，同时，有些自然现象却给他们带来灾害和恐惧。人们虽然想尽办法企图克服自然界带来的灾难，可是所能办到的却极其有限。在这种背景下就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界崇拜的原始宗教。人们将大自然的日月星辰、风雨雷电、土地山河、凶禽猛兽等，无不加以神化并对它们崇拜。祈祷日神、月神、雷公、电母等神灵以及各种图腾保佑平安，帮助人们战胜无法预料又无力抵御的灾祸，其实质是对大自然的恐惧和依附。
就在崇拜自然的人类社会早期，先民们已经开始凭简陋的工具、坚韧的意志和不断增长的智慧与险恶的自然环境搏斗。人们在生产斗争中获得了驾驭自然的能力，这些知识鼓励人们作进一步的尝试。在漫长的石器时代，火的使用和农耕的发明是人类历史上的两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伟大创造。人类先后又发明了青铜器和铁器，生产力水平有了质的飞跃，社会发展速度逐渐加快，人类的生存、发展能力也不断增强。当人类的历史进入16世纪时期，揭开了近代科学的帷幕，人类逐渐以大自然的征服者的英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
征服自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出现，西方主客二分、主客对立的哲学思维的主导，人类进入了大规模征服自然的阶段。征服自然的阶段近400年来，人类依靠科学技术的力量，不断发展生产力。社会生产力从蒸汽机时代进入电气化时代，继而又步入以电子计算机、核能开发、空间技术、生物技术为标志的高科技时代。若从历史的跨度进行比较：人类的历史约有300万年，人类的文明史约有6000年，科学技术的历史约有2500年，近代科学的历史约400年，现代科学技术的历史还不到100年，然而，这短短的四五百年中，人类社会发生了迅速而巨大的变化。有学者估计，今天社会在3年内所发生的变化相当于本世纪初30年内的变化、牛顿以前时代的300年内的变化、石器时代的3000年内的变化。
科学技术的进步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强大动力，然而，片面、单纯地把科技作为征服自然的利器，在取得重大成就的同时，绝对人类中心主义蔓延，忽视了人文精神，导致了蔑视自然、虐待自然思想的抬头，把自然界当作取之不尽并可肆意挥霍的材料库和硕大无比的垃圾桶，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的大规模征服自然的做法，终于导致了自然大规模的报复，环境污染、生态失调、能源短缺、城市臃肿、交通紊乱、人口膨胀和粮食不足等一系列问题，日益严重地困扰着人类。
协调自然。《红楼梦》有言，“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严酷的事实，迫使人类对自己对待自然界的态度，作一次全面的反省。事实教育并警告人们，把自然界看作是人类的对立物或被统治的观点是错误的，只有合理地利用自然界，才能维持和发展人类所创造的文明。人类的科技和经济发展的目标，应当向协调人与自然界关系作战略转移，人类应该进入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的新阶段。
眼界原从经历来，地球至今存在了46亿年，生命诞生于30亿年前，人类出现了约200万年，产业革命不到300年，人类还太年轻，经历还太浅，因此，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人类逐渐认识到，既不能妄自菲薄，也不能过于张扬，要充分发挥人的聪明才智，不断升华境界，提高自身的素质，达成“人与自然共同发展”的思想共识，既注意代内需求，更应当关心代际公平，以求得人类能同自然协调和谐，共生共荣。
就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而言，协调自然就是要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这是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不同的范式拥有不同的前提假设、概念体系、理论方法和社会实践。由此，借鉴范式理论来探讨人与自然的关系，我们可以探索和总结出不同范式，以往常见的是生产过程末端治理范式。在人与自然相处的早期阶段，人类从自然中获取资源，又不加任何处理地向环境排放废弃物，但由于人类对自然的开发能力有限，环境本身的自净能力也还较强，人类活动对环境的影响不很明显。后来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长，环境的自净能力削弱乃至丧失，环境问题日益严重，资源短缺的危机愈发突出。于是，人类开始注意环境问题，但其具体做法是“先污染，后治理”，强调在生产过程的末端采取措施治理污染。结果，治理的技术难度很大，不但是治理成本畸高，而且生态恶化难以遏制，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在现阶段，许多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范式仍然以生产过程末端治理为主，这一范式曾经对于遏止环境污染的迅速扩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但是环境恶化、资源枯竭无法从根本上得到遏止，因此，必须以一种新的范式取代末端治理范式，通过“范式革命”，避免新的环境危机和生存危机。
随着人类进入协调自然阶段，一种新的经济发展范式也在逐渐成熟，这种倡导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的范式要求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自然资源包括一切具有现实价值和潜在价值的自然因素，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基础,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满足人类多方面的需求，有着极其重要的功用价值。除了显而易见的经济价值外，其功能和用途还具有多样性，主要体现在：（1）自然生态为人类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与生存需要的“维生价值”；（2）自然资源作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的对象物，为人类提供“经济价值”；（3）自然资源为人类提供“经济”作用的同时，还提供“生态价值”。虽不能直接在市场上进行交换，体现的是潜在价值、间接使用价值，如森林所提供的防护、救灾、净化、涵养水源等生态价值；（4）自然为人类满足精神及文化上的享受而提供“精神价值”，体现的是存在价值或文化价值，如自然景观、珍稀物种、自然遗产等所体现的精神性价值；（5）自然为满足人类探索未知而提供“科学研究价值”等。人类的活动不能只顾及自然资源的经济价值，还要十分重视自然资源的生态价值、社会价值等。要充分发挥自然资源的作用，既要通过向自然资源投资来恢复和扩大自然资源存量，又要运用生态学模式重新设计工业，还要通过开展服务和流通经济，改变原来的生产和消费方式。
三、树立科学的生态观
基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理解和认识，人类在关于生态观的理论上也在不断演化。在对自然、对生态的认识问题上，人类经历了从自在到自为、从自发到自觉的过程。面对生态恶化的现状，人类积极寻找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新的生产方式和发展模式，我国提出的生态文明建设正是生态观念向自为、自觉的一种理性回归。
实现生态文明光靠科学技术、经济手段是不够的，更需要从认识上树立科学生态观，弘扬生态文明理念，提升生态自觉意识。科学的生态观的主旨是要正确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从历史沿革来看，人类经历了从“人类中心主义”到“生命中心主义”，再到“生态中心主义”三个阶段。
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认为，人类是世界存在最高目标，人类的价值是最崇高的且是唯一的，其他物种的价值只有在人类使用它们的时候才表现出来，也就是它们自身并没有价值。因而一切从人类的利益出发，维护人的价值和权利就成为人类活动的最根本的出发点或最终价值依据，按照这样的出发点和价值标准来衡量人的行为，只是看它能否给人类带来好处，至于是否伤害了其它物种均可不予理睬。人类经过多年的努力，将生态视野范围逐渐自人类扩展至非人类，即所谓对自然界的生物体给予道德考虑，此类学说通称为生命中心主义，认为所有生命都有价值，特别是动物，判别善恶应以是否伤害生命为标准的，导致生物痛苦的行为是不道德的。后来，生态观又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生态中心主义的主张，认为天下万物都是有价值的，包括无生命的岩石等，生态系统是一个整体，休戚与共，对局部或个体的破坏就是对整体的伤害，不能够为了局部的利益伤害整体。
各个生态观从不同的视角思考生态文明的问题，既有合理的因素，又有不足的方面。现代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以人类利益为标准，高扬对人类包括子孙后代利益的关心，高扬人类理性和智慧，信仰人类的伟大潜力，发挥人类的主动性和创造积极性，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人类中心主义大多只承认人类价值，否认自然价值，这在理论上有不完善之处。生命中心主义的生态观推崇尊重生命，信奉生物平等主义，这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这种理论认识对于人类的道德完善是必要的，但是这种生命中心主义世界观缺乏可操作性。生态中心主义以生物共同体的健全为标准，它认为判断一件事情时，如果有助于保护生物共同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那就是正确的，否则就是错误的。生态中心主义基于生态系统整体性观点，对人类道德提供了一种科学的整体论思维，但是它的物种和生态系统优先的道德原则，同样带有太多信仰成分。
目前，人类中心主义生态观的影响相对更大、更深，因而形成了大量生产、大量消费、大量污染的传统生产消费范式，结果导致了资源严重枯竭、环境恶化和生态灾难频繁发生。在人们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之后，开始从环境污染的末端着手治理，依靠行政、法律和经济等多种手段并用，短期内的确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使环境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遏制。但从长期来看，这种末端治理的方式不能从根本上缓和与遏止资源日趋枯竭的进程，人与自然的矛盾仍然日益突出。为了使地球上现有为人类所认识的资源能够被使用更长的时间，将地球资源的有限性和人类繁衍、文明进步的无限性协调统一起来，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生态文明作为一种新的发展理念应运而生。
生态文明理念并不是简单地等同于生态中心主义，它要求不同的生态观从分立走向整合，建立以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发展为目标的新的生态观，这应该是一种开放的、统一的、包容的理论，它需要科学与人文的整合与提升。上述三大生态观存在整合的基础，又具有各自的合理成分。在这样的条件下，发挥不同理论的优势，综合它们合理的内核，建立一种同时包含人类中心主义、生命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合理成分，弥补其不完善的方面，形成既开放又统一的科学生态观，是必要的和可能的。
生态文明理念所具有的生态观，应该是兼容平衡与发展两种取向，既符合人类利益，又符合生态规律的要求。也就是说，人类行为既要有益于维护生态平衡，维护地球基本生态过程，保护生物多样性；又要有益于维护人类利益．益于人类生存，改善人类生活质量。它强调“生态价值”的全面回归，主张在生产领域和消费领域向生态化转向，主张遵循和正确运用生态规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
四、继承和弘扬天人和谐思想的合理内核
生态环境的变迁对人类文明的起落、文化的兴衰有着重大影响。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代表作《历史研究》向世人公布了他的统计研究成果：世界古往今来共有26个文明，并断言在这26个文明中，5个发育不全，13个已经消亡，7个明显衰弱。而在其最后一部著作《人类与大地母亲》中，汤因比十分重视并着重论述了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地理、气候、水利、交通条件等外部生态环境。汤因比深刻地注意到不适当的行为对大自然的毁坏所造成的恶果，他关注着人类将与自然环境建立怎样的关系。在汤因比所论述的26个文明中，衰落的特别是那些消亡的，都直接或间接地与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协调、生态文明遭遇破坏有关，由于人口膨胀、盲目开垦、过度砍伐森林等造成的对资源的破坏性使用是其中的主要原因。举其要者，诸如玛雅文明、苏美尔文明和复活节岛上的文明的失落都有力地证明了这个判断的正确性。这些古文明消失的教训值得人类对长期以来沿袭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模式进行深刻的反思，今天日趋严重的生态危机已向人类敲响了警钟。
中华民族，是惟一一个以国家形态同根同种同文延续数千年的民族，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文化自古重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我国自古以来，探索人与自然关系的学问，也称为天人之学，与义理之学、会通之学并称为三大学问。探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中国文化首要研究的问题。汉代司马迁提出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命题，这里所讲的“际”，就是关系，特别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在生态文明建设中，可以从中国古代天人关系思想中寻找理论支撑，坚持继承而不泥古，创新而不离宗，不断丰富和扩大生态文明建设的思想源泉。
从先秦时代到明清时期，我国大多数思想家、哲学家都有自己的“天人观”，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独特现象。纵观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观，主要有三种：一是老子的“见素抱扑”、“回归自然”的“顺天说”；一是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的“制天说”；一是《易传》提出的天人和谐说。百家争鸣，百花齐放，观点各有差异，但主张天人和谐是一致的。
《易传》在天人关系上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思想，它强调人与自然协调统一，既改造自然，又顺应自然；既不屈从于自然，又不破坏自然。人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而是大自然的朋友，要参与大自然造化养育万物的活动。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重要观点：
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易传》认为，人类和万物一样，是天地自然而然的产物，人类社会是自然发展的结果，人是自然的一部分，《序卦》说：“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这就是说，天地是万物的根源，有万物，然后才有男女、夫妇、父子、君臣、上下的社会关系，才有人类社会。因此，人是自然的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但同时，《易传》认为，人有卓越的地位，不等同于自然界的万物。“盈天地之间者唯万物”（《序卦》），这万物之中，只有人，才可与天地相提并论，合称“三材”。“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两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材之道。”（《系辞上》）又说：“天地设位，圣人成能”（《系辞上》），天地生养万物之功能，要靠人去成就。《易传》突出了人在自然界中的卓越地位，肯定了人的价值。
自然界有普遍规律，人也要服从普遍规律。
《易传》认为，天有天之道，地有地之道，人有人之道。“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说卦》）天地之道，即指自然界阴阳刚柔的变化法则、规律。人道指的是道德准则和治国原则。人道应当效法天道，也就是说，人要服从普遍规律。《系辞上》说：“天生神物，圣人则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主张人道应该效法自然之道，顺天而行。然后，这种效法又不是被动的，而是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正如《象传》所说：“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人生的理想是天人和谐。
《易传》主张天人和谐。要达到天人和谐，首先要解决“穷神知化”的问题。《系辞上》说：“夫《易》，圣人之所以极深而研几也。唯深也，故能通天下之志；唯几也，故能成天下之务。”深，指万物变化之神妙；几，指事物运动变化的苗头。极深研几，即“穷神知化”。这就是说，无论怎样的幽深不测，怎么的变化细微，都要穷研而知之。惟此，方能通天下之志，成天下之务。在古代就能提出“穷神知化”的观点，对于人类自然、认识自身、揭示大自然的奥秘，无疑是一个极大的推动力量。
人既要遵循自然法则，又要自强不息，有所作为，以达到天人和谐的境界。为此，《易传》又提出“裁成辅相”说：“天地交泰。后（君）以财（同裁）成天地之道，辅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象传》）就是说应在认识自然规律的基础上，对自然加以辅助、节制或调整，使其更加符合人类的要求。“裁成辅相”的观点，既要求深刻地认识自然，又要求能动地协调自然，朴素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辨证统一关系。与此同时，《易传》又提出“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系辞上》）的思想。即节制、调整自然的变化而又不违反其本性，普遍成就万物而无所遗漏。一方面强调尊重自然规律，“顺天休命”、“辅相天地之宜”；另一方面又强调要充分发挥人的能动作用，“裁成天地之道”，“范围天地之化”，在大自然面前有所作为。
《易传》认为人生的理想应当是与天地相合，达到天人和谐的最高境界。人要“与天地相似，故不违；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天知命，故不忧；安土孰乎仁，故能爱；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知”（《系辞上》）。主张人与自然的关系“不违”、“不过”，讲究天人和谐，比较正确地解决了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
《易传》认为，自然是宇宙普遍生命大化流行的境域。由于大自然养育了人类及万物，所以天有德、有善，有“无穷极之仁”。而“仁”集中表现在大自然永恒的创造力之中，“天地感而万物化生”（《咸象》），“天地之大德曰生”（《系辞上》）。一个“生”字，概括了宇宙的根本法则，天地以此心，普及万物，使整个宇宙充满了生机、活力，成为生生不息、日新月异的大化流行过程，生命始终流畅不滞，盎然不竭。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和谐思想是一种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模式，一方面强调天、地、人相统一，另一方面强调人的特殊性，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定位在一种积极的和谐关系上，不主张片面征服自然。它肯定天道之创造力充塞宇宙，而人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文言》），并能够将仁的精神推广及于天下，泽及草木禽兽有生之物，达到天地万物人我一体的境界，天、地、人合德并进，圆融无间。这些思想启示我们，人与自然“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人类应以对大自然真诚的爱心，理智地控制自己的行为，恢复人与自然的亲密和谐关系，把自然看作人类的伙伴，在高度的物质基础上，进入更高层次的精神境界，如此，才能实现“天人和谐”的生态文明目标。
总之，天人和谐思想不仅对于解决当代中国由于工业化和无限制地征服自然而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且对于当今人类由于异化和无限制地膨胀欲望而带来的道德污染、心态失衡等问题，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所谓“生态”，从字面上通俗理解就是人对生活的态度、生物的态度、生命的态度和对生态环境态度，只有将生态自觉提升到文明理智的更高境界，才能培养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新人类，实现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达到生态自觉。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目标是要实现“美丽中国”的梦想，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这里的美丽并不是我们日常所说的美丑之美，更多的体现了一种价值取向和生态自觉，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相处，强调人与自然和谐的现代化。从“GDP中国”到“美丽中国”不仅是观念的转型，也是社会前进的转型，更是社会文明的提升。
（作者：绿色经济协会会长、国务院参事、十届全国人大环资委副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