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五”规划强调：要把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为此，我们很有必要将理论与政策结合起来，探讨我国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过程中，如何依据社会主义生产目的和共同富裕规律的实践要求，通过改革发展模式及其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提升民生福利水平，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关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问题的研究，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点和目的所在。马克思通过对生产方式的唯物历史分析，指出未来社会的本质是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为此要以“自由人联合体”取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保证全体成员有充裕物质生活和体力智力的充分自由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共产党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与改革的实践，分别从党的宗旨与群众路线、社会主义本质与共同富裕、“三个代表”等方面，探索了我国经济发展中改善民生福利的体制机制，为我们以改善民生为导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提供了科学的理论指导。

    近年来，我国一些马克思主义学者，将改革与发展结合起来，运用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理论，对转变发展方式中如何体现以人为本的价值导向，以及中国改革发展与改善民生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有针对性的政治经济学分析。但他们对于转变发展方式中如何通过生产方式与体制机制的完善来改善民生福利这一问题，尚需进行更为系统深入的研究。

    西方经济学中的旧、新福利经济学以功利主义和主观效用理论为基础，研究了竞争性市场体制下如何通过改善收入分配和市场交易来提高社会福利。弗雷、斯塔特勒、黄有光等幸福经济学家，从多个角度研究了经济、社会、心理、制度等因素对主观幸福的影响。阿马亚蒂·森等人则从自由度和能力角度，探讨了客观福利的内容、影响因素及计量评价方法。奥斯特罗姆等依据多种经济行为动力假设，致力于公共事务治理的多样性制度安排及其对民生福利的影响，这都为我们研究改善民生福利的方式选择、绩效评价及条件，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照，但它们没有深入分析社会生产方式或发展方式变化对民生福利的影响，也没有研究改善民生福利的体制机制问题。

    近年来，诺斯等新制度主义发展经济学家，既强调发展目标要从货币指标向非货币指标、自由及可持续发展转变，还研究了如何“使制度适当”来促进公民福利提升。特别是卢兹和勒克斯等当代人本主义经济学家采取历史、社会、制度等分析方法，探讨了满足人的需要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强调生活质量和幸福能力是经济发展与制度设计的根本价值前提。这些研究虽然缺乏唯物史观基础，但对于发展的价值导向，以及如何从制度完善来改善民生提供了有益的理论参考。

    综上可见，目前关于改善民生的相关理论研究，还没有深入研究社会生产方式变革对改善民生的基础性制约，也没有侧重从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共同富裕的角度，去分析研究如何以民生为导向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

    笔者认为，经济发展的实质是人的发展，衡量一个社会经济发展与民生福利的最主要指标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程度，转变发展方式要充分体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这一根本价值取向要求。而转变发展方式的实质是内含一定价值取向的社会经济结构的系统变革，其过程既要促进生产力发展与经济结构调整以夯实民生物质基础，又要通过生产关系的变革，为改善民生建立利益协调机制。为此，在理论上，需要从西方福利经济学等理论的借鉴性移植向自主创新转换，即要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自由理论与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为基础，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以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与共同富裕为重点，在大综合中构建适合中国改革发展特征，并能促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断完善和广大人民群众民生福利不断提升的新政治经济学理论基础。

    经济理论要用来指导宏观经济调控，在政策选择上，笔者建议，今后我国在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同时，应充分体现发展的实质和民生价值取向，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政策设计过程中，既要对中国改革发展模式进行有理性的整体规划和顶层设计，更需要将保障和改善民生作为基本价值取向与目的所在，努力探索能够确保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和生态成果的体制机制基础。并以改善民生为导向，引导科技创新为基础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同时，改善分配关系，正确处理中国改革发展中的重大利益协调问题，着力构建以和谐劳动关系为核心的利益兼容体制机制。还要从人民群众共同利益出发，在科学规划中完善基础设施公共产品供给体制机制。要以改善民生福利为重点，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推动医疗教育优先均衡全面发展。此外，还应积极探索以幸福指数为领衔指标的民生福利综合评价系统，加强对居民民生福利的科学动态评价。